不消说，这样自己给自己涂抹的光环，是没有廉耻的光环，只能照亮某些人无耻，彻底暴露在世人面前。

但是，地方政府的动机根本就不是为了人们所想象的要调控房地产，而是为了财政收入。在亚洲，自日本开始，政府部门还有了一个新的概念，即产业政策。

很多城市如上海、杭州、深圳、南京等的第三套房贷，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但在短短的数年间，房地产竟然成了中国的主柱产业。但实际上，中国的房地产的弊端，可以说是已经积重难返，在初见成效的表象下酝酿着更大的危机，不仅仅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危机，而且也是政治学意义上的危机和社会学意义上的危机。很少有国家把房地产当成主柱产业。同时，房地产也在破坏和摧毁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产业界的自觉，加上政府的大力推动，亚洲新兴经济体的产业升级，远比早期发达经济体来得快。在与土地紧密相关的房地产问题每况愈下的情况下，人们就不得不正视社会稳定危机的可能性了。名义工资或许会增长，但由于通货膨胀，实际工资会停滞不前。

不难理解，如此竞争压低了非农工作的工资：在过去15年中，非农部门劳动生产率大约以每年10%-12%的速度增长，但农民工真实工资的年增幅只有4%-6%。要使农业劳动力减少到劳动人口总量的10%以下(从其他地区的历史经验看，10%是使中国达到农-工工资均衡的比例)，中国必须创造1.5亿个新非农工作岗位。中国的工资效率相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处于较高水平，证据是在过去12个月中，外国直接投资(FDI)在工资有所增长的情况下仍加速增长。超过30%的中国劳动力仍以农业为主要收入来源，而美国只有2%，韩国只有6%。

不幸的是，目前中国尚未迈出这一步，而且在不久的将来恐怕也不会最近，关于劳动力短缺、劳资纠纷、增加农民工工资的报道屡见报端。不管从哪个角度看，中国的工资问题都要比想象当中复杂得多。

即便真实工资在某些沿海城市有所增长，劳动力过剩也会将全国平均水平拖在一个较低的数字上。那么，在中国设厂的公司——不管是跨国公司还是中国本土企业——会离开中国前往越南、孟加拉国或莫桑比克吗?有可能。中国必须避免发生这一情形，而如果工资水平能够切实提高，那就意味着中国经济迈上了发展的新台阶，收入不均将逐步消除。高盛的分析表明，尽管真实工资有所增长，但劳动成本占生产总成本的比重一直未高于2001年的水平。

在中国漫长的工业化进程中，工资将逐渐增长，但增速很难赶上劳动生产率。比如，7月份FDI同比增长率达29.2%，远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为避免严重的社会对立，中国(各级)政府已经有所介入，强迫提高最低工资水平并加大低收入者社会保障网的投入。所有这些意味着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任重道远。

即使中国经济保持每年8%的增速，也需要20—30年时间来对农村劳动力进行再配置并达到充分就业。但最低工资通常要远低于有效工资，因此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工资和劳动生产率不匹配的状况。

因此，结论似乎是，在未来10年甚至20年内，中国的竞争力都不会因工资增长而受到威胁。但这只有在其他国家的工资相对更有效率(即那里的生产率比中国高得多)才会发生。

进入 樊纲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劳资关系 。就目前而言，总体来说不会发生这种情形。作为一位中国经济学家，我为什么会盼望中国比较优势以劳动力成本升高的方式削弱呢?毕竟，当一个国家仍然缺少像较高的教育程度、有效的市场和企业、强大的创新能力等真实优势时，维持低工资以保证经济增长是非常重要的。用政府强制政策人为提高工资可能减缓劳动力再配置过程，造成剩余劳动力长期存在。光是中国名义工资的增长还不足以导致企业的迁移。结果，低端劳动力和专业人士及投资者的收入越拉越大。

不幸的是，目前中国尚未迈出这一步，而且在不久的将来恐怕也不会。这一趋势在2010年上半年亦未改变。

我个人希望中国作为低工资生产商的比较优势早日消失，越早越好。这些报道难免引起人们的担忧或预期——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正在消失。

另有30%的劳动力属于农民工不干农活，而是在工业和服务部门打工，他们的收入已经翻了一番。在某些省份，最低工资已经提高了30%以上。

这对于消除收入不平等是个坏消息，因为资本收益和高端工资增速将快得多。造成中国FDI强劲的因素有很多，但这的确意味着工资增长本身可能并未影响投资者最担心的资本收益。而持久的、越来越严重的不平等可能造成社会危机从而拖累增长、破坏竞争力。便宜的劳动力是过去三十年中高增长的关键因素，但它也造成了严重的收入不均，这几年更是愈演愈烈。

再退一步，即使全国真实工资有所增长，只要劳动生产率增速更快，中国的竞争力也不会受到影响。由于中国在短期内不可能完成劳动力从农业向现代经济部门转移的再配置过程，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仍将是一个具有成本竞争优势的经济体。

持久的、越来越严重的不平等可能造成社会危机从而拖累增长、破坏竞争力。收入差距已成为农业劳动力寻找收入更高的非农工作的有力动力

既要靠一届届好官，更要靠一个好的制度建设。改变临汾悲剧命运的，既要靠当地治理污染，更要靠全国综合调节。

这些差别，显示出一个官员的良知与魄力……可怜临汾，将继续为国家贡献煤、铁和焦炭等。有的官运气好一些，有的官运气差一些。对此，有论者说薄熙来，走的是以民生换民主、民生替民主的路径，以贤人、好人治理代替法治治理，他并没有建立起一个好的制度……怎么说呢？薄熙来提出的宜居重庆、畅通重庆、森林重庆、平安重庆、健康重庆，算不算是制度建设呢？重庆一年种了12年的树，如果没有薄熙来，这几年重庆的天不会那么蓝，云不会那么白，治安不会那么好，发展不会那么快。百姓头上新三座大山，人民生活得既不健康，也不幸福，根源在哪里？改革集团变成了利益集团，利益集团利用各种改革收刮百姓钱财。

这是全国人民发自内心、尽一切力量支持北京的源泉与动力。单是省长大人，前有因山西溃坝事故引咎辞职的省长孟学农，后有接替省长而为屯兰矿事故洒泪的省长王君。

百姓不要此等改革，宁可要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官。多少年了，中国连一个奶粉都管不好，食品安全问题解决不了。

在当地生活一天吸入的有毒气体，相当于抽了3包烟。这几年，重庆出新闻，重庆新闻值得看。